实际上是在为大型公司的利益服务，并成功将自己的意愿“输入了民众的内心”。

　　这些有关消费主义的宣传非常之普及，在毫不注意的情况下影响了公众的生活品味及消费习惯，通过宣传的“催眠”，一些本来从来没有过的需求也可以被“制造”出来。例如，被称作“第一位公共关系理论家”的美国人爱德华·伯内斯，在烟草与酒精一样被视作“有悖于良好的女性道德”的大环境下，利用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平等的诉求，将女性抽烟与性别解放的符号联系在一起，并在媒体上大肆造势，一举结束了女性吸烟的禁忌。

　　讽刺的是，这个带有“一局定乾坤”传奇色彩的故事，实际上

　　需要注意的是，宣传——或者说广告——并不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但还是能通过不断的暗示来促使消费者做出“象征性联想”。“人们觉得商品即是一种工具，也是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它，人的存在就不完整了。”这种“买东西补偿自我缺陷”的幻觉是卖出商品的关键。

　　在大型公司的“社会工程”与广告宣传的“符号工程”双重作用下，消费对于社会的影响，直观地体现在以一对夫妻组成的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社会里，男人和女人则被“各自束缚在不同的领域”。除此之外，家庭中的孩子也是消费主义重点关照的对象：“在现代家庭里，孩子和商家是天然盟友，他们一起攻克家长的钱包。”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刻板和循规蹈矩”的市场秩序让不少人感到厌烦，一种“崇尚独特、彰显个性的反叛文化”随之出现。然而，这种打着反叛旗号的“新精神”，恰恰成为消费主义的帮手。

　　广告商当然注意到了这种趋势，随之也改变角色和姿态，成为“赞美本真的幽默大师”，在自嘲、反讽、超然和无礼的广告言论中拉近与受众的距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现在典型的广告语都是在宣扬人们‘成为自己’，并将商品尊为解放自我的工具。”比如，耐克的“去做吧！”、苹果的“非同凡想”、雪碧的“为做真实的自己许诺”……

　　在

　　事实上，正如消费主义不到两百年的历史所显示的，人们会不停息地消费商品，同时，层出不穷的消费习惯也会被培育出来，我们正是通过消费来“发明”自己的身份——欲望不止，消费不停。借用法国作家、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和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地被消费暴力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