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个人舞蹈表演等短，却被一些AI换脸小程序商用——用户付费后可使用自己的肖像进行替换，制作成面部特征不同但其他内容与原相同的“AI换脸”，这算吗？侵的又是什么权？

　　8月28日，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在广州天河举行，论坛以“改革·法治·湾区：制度型开放新探索”为主题，旨在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法治支撑。当日，等文件发布。

　　令人诧异的是，对于这类案件，不同地方法院法官给出了不同的判决思路，共识似乎难以达成，这揭示的正是AI时代下权利保护的复杂性与紧迫性。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正在法治框架中探索AI治理的“湾区经验”和“湾区样板”。

　　“技术是奔涌向前的，我们法律也要奋力追赶。”论坛上，一位嘉宾的发言引人深思。

　　全国共有22座城市集聚超万家机器人企业，其中深圳、广州分别达到6.53万家和5.33万家，领跑全国。

　　同时，广东已成为国内智能机器人产业主要集聚区之一，形成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为核心，珠三角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2024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4%，连续五年全国第一；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超800亿元，初步建立涵盖“大脑—五官—肢体”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

　　因此，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化在这里显得更为迫切。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吴雨辉在论坛上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人工智能立法应该以激励还是以规制为目标？

　　“目前学界存在三派观点，最主流的是以激励目标为主，希望促进人工智能发展，避免高标准严监管；第二种是兼顾激励和规制；最少数的则是以规制为目标，专注风险防控。”吴雨辉说道。

　　据其介绍，从实践来看，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采用以风险为本的比例规制原则，表面是规制法，但实际上通过风险分类将大多数AI技术归为低风险，减少监管。美国则发生了从规制向激励的转向，如今明确要全力发展人工智能。吴雨辉自己倾向于设立以规制为目标的人工智能法，最终实现全球统一的基础规则标准，“人工智能法不等于产业政策，激励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法和市场本身来完成”。

　　不过，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立法尚未定论，论坛讨论已经结束，但关于AI治理的探索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