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做施政报告时，与过去开始就谈民生议题不同，而是以政治议题开始，施政报告出现“国家”52次，出现“大湾区”45次。后一年更是明确提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随后，香港融入速度不断加快。2022年，李家超宣布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就香港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建设制订策略方案，积极推进发展协作；今年，其进一步提出香港将“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提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此次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布之前，香港特区政府特别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在咨询文件中，建设北部都会区被写入了规划的第一部分，这一安排被外界解读为：北部都会区被香港视作未来重要的新增战略发展空间。

　　事实上，早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北部都会区的构想就已出现。据国家高端智库CDI资深研究员宋丁分析，北部都会区被香港寄望于从根本上解决困惑多年的普通市民住房问题，同时又并不专事港事，而是要建设“双城三圈”、推动和北侧毗邻的深圳的深度合作。

　　但这也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直面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香港发展呈现南强北弱的格局，产业、就业集中在南部，而北部大片区域处于待开发状态。当时，香港为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设定了“未来20年时间基本完成”的时限，跨度不可谓不长。

　　过去数年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曾数次在公开场合用“心急如焚”表达对北部都会区加快发展的迫切心情。而在另一侧的深圳，前海、河套两个区域分别迎来先行先试政策加持，与北部都会区协同准备就绪。

　　今年，这个一直被认为“进展太慢”的区域迎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项目公开招标结果，历经5年后最终走入“收成期”。

　　步入新阶段，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也为北部都会区提出了新构想：建设大学城，通过“产、学、研”协同推动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微电子等产业发展，一方面补足香港制造短板、形成全港“南金融、北创科”格局，另一方面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

　　当前，香港发展仍然面临多重挑战。如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等人分析，香港目前传统产业的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具体而言，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优势和功能面临区域及周边城市的竞争和挑战，而制造业缺失、新型工业化发展不足又制约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导致产业结构不平衡，进而影响就业、收入、青年发展等社会民生问题。

　　从此次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来看，香港已然不满足于固守传统金融中心优势，并将“推进新兴工业化”写进新发展方向中。这不能仅靠香港“单打独斗”，如郭万达等人所说，需要加强与内地经贸、科技、人文等合作，通过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

　　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香港，早已不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单纯依赖转口贸易和西方资本光环的香港。随着国际格局重组，香港正在完成从对外经贸通道到“中国联通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性转身。依托普通法体系、自由资金流动、专业服务能力和国际化规则接口，香港的独特价值没有消失，而是实现提质升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家超曾用“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形容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香港将“不单像个‘接线生’”，还要“提供服务、实现增值”。

　　而服务的一大重点在于帮助内地企业“出海”——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内地企业迎来出海高潮，且越来越多高精尖产品实现“卖全球”。

　　香港也拿出应对之策。去年，香港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系统性提供支持；在此次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香港不仅将再进一步“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还将充当推广中国标准的平台，让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绿氢和低碳氢等标准走向国际。

　　如李家超的期望，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不仅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于国家大局的行动纲领，也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更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这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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