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明确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我国光伏、风电等绿色低碳产业快速崛起，但在实践中，部分地区出现为完成能耗指标采取停产、放假等极端做法。如何厘清降碳路径、校准碳市场效能、平衡绿色转型与宏观经济增长，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

　　NBD：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目前绿色发展进入什么样的阶段？

　　刘世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危机，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这三大危机均源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技术体系和生产方式。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率提升和物质繁荣，但也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

　　人类对危机的应对，同样经历了一个认知逐步深化、转变的过程。最初是末端治理，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危机的根源，只是在污染产生、资源耗竭、生态受损之后采取被动的补救性措施，如工业废水废气净化后排放、退化生态区域简单补种等。这类措施虽能缓解局部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危机蔓延，治理成本高而效果有限。

　　随着危机加剧和认知深入，治理进入过程控制阶段。这一阶段不再局限于事后补救，而是将治理环节前移，通过优化工艺、规范流程、管控环节，减少危害的产生，推动从“被动治污”到“主动控污”的转变，有效减轻了末端治理的压力。

　　近些年发生的一个关键转变，是将视野聚焦于源头创新。这是在对危机根源和创新意义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选择。所谓源头创新，就是用低碳、零碳或负碳等新技术替代原有的高污染、高排放技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相互融合，从源头上治理和消除危机，重构绿色增长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总结来说，末端治理是事后补救，投入大、效率低、后遗症多；过程控制是事中优化，能减少污染产生，但难以根除发展模式的缺陷；源头创新则通过“换技术”重构生产方式和产业基础，是绿色转型和发展的治本之策。

　　在资源、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将其集中于源头创新，避免力量分散，优化绿色转型和发展路径，不走弯路、不绕远路，以更短时间、更高效率实现既定目标。

　　NBD：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社会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你多次提出绿色转型必须算清经济账。这笔账究竟该怎么算？

　　强调成本概念，首先要理解成本收益核算的重要性。如果仅凭简单的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把绿色转型和发展凌驾于成本收益原则之上，不仅在实践中行不通，也误解了绿色转型和发展的底层逻辑。

　　绿色发展表面看是要“绿”，实质上是要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因为高污染、高排放本身就意味着高昂代价。在此基础上，绿色转型和发展的诸多链条和环节，都应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评估，选择成本收益比较上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快速崛起带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转折性变化。

　　以往很长时期内，环保和低碳被认为会影响经济增长，是给增长做减法，是不得已付出的成本。到了源头创新阶段，事情发生了根本变化，创新带动了大量新的绿色投资，进而带动大量绿色消费和绿色出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另外，在供给侧，要加快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由集中生产、输送、分配的垂直一体化体系，逐步转变为以“平衡责任单元”为基础，主网、配网、微网分层平衡，拥有充足灵活性的新型电力系统。

　　在需求侧，要加快建立和完善降碳责任机制，扩大对绿色低碳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与落实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配合，把减碳的量化指标分解到各级政府、重点行业和企业，形成全面、严格、有效的降碳责任体系。

　　刘世锦：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增长，需要依据严谨专业的方法开展核算。我们课题组在绿色经济界定、核算口径、范围分层和需求侧核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结论。

　　以2024年为例，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绿色最终需求约12.56万亿元，较2023年的11.52万亿元增加约1.04万亿元，名义增速9.0%，明显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占GDP的比重由2023年的8.9%提高到9.3%，对GDP名义增量的贡献率为19.3%，拉动名义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

　　从构成看，绿色最终消费约4.77万亿元，绿色固定资本形成约6.38万亿元，绿色净出口约1.40万亿元，分别占绿色最终需求的38.0%、50.9%和11.1%。绿色最终需求已形成投资、消费和外需共同支撑的格局。

　　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不仅要顾及行业本身，更要着眼于宏观经济增长全局。绿色低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如上所述，以2024年为例，占GDP总量近十分之一，增量近五分之一，占投资增量50%以上，直接影响国家稳增长目标能否实现。

　　刘世锦：现实实践中，降碳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首先，衰退型降碳。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少生产甚至不生产来减少碳排放。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出现，但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也曾发生。

　　比如“双碳”目标提出后的2021年夏天，某些发达地区曾出现超长时间的“员工放假”，原因是防止“能耗超标”。这种类型的降碳，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末端治理的特殊形态，显然不可持续，因为没有比它代价更高的降碳方式了。

　　其次，增效型降碳，即在原有技术路线和生产体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改进、加强管理等减少碳排放。在技术水平较低、管理粗放的条件下，这种方式是有效的。但其上限也是确定的，达到一定水平后，进一步降碳的成本将大幅上升。

　　最后则是创新型降碳，即通过技术创新，用低碳、零碳或负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污染、高排放技术，重构绿色增长的技术和产业基础。这种方式立足源头治理，在保持或提高生产率的前提下大幅降低生产和减碳成本，进而带动大量投资，使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日趋重要的新动能。

　　刘世锦：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增长。工业革命以来，正是能源消费支撑了生产的巨大扩张。即便采取了有效的节能机制和政策，能源消耗总体上仍在增长。

　　相当多行业能耗高是由产业技术特性决定的，即使采取了严格有效的节能措施，能耗水平依然较高，而这些行业的产品又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实际上限制不住，有些还要加快发展。

　　新近的例子是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算力基础设施：一个较大规模数据中心的用电量相当于一座中等规模城市的用电量。有一种说法，模型的竞争是算力的竞争，而算力的竞争是电力的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产业也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是否也应被列入限制之列？所以，以能耗双控带动碳排放双控，是一种路径过长、成本过高、副作用大、可能限制增长机会的方法，这正是国家提出加快由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深层原因。

　　NBD：全国碳市场已运行满5年，碳市场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从算经济账的角度来看，未来改革的空间在哪儿？

　　刘世锦：由于碳排放具有全球范围的外部性，理想的碳市场应当是全球范围内所有产生碳排放的企业、机构和个人都参与其中，并为碳排放直接付费，经由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才是合理的碳价格。

　　但显然，这是一个近乎乌托邦的设想。现实中的碳市场都是在国家或地区的框架内设立的，参与进来的只是部分企业或机构，真正为排放付费的也只是其中少数，与理想的全球碳市场相比，可以说都是局部性的、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市场。

　　碳市场从无到有，在探索中逐步成长，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某个碳市场如欧盟碳市场形成的碳价就一定优于其他碳市场，应当成为全球碳价的标杆。

　　碳市场在推动绿色转型和发展中的作用，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欧盟碳市场上，碳市场与绿色创新之间并未建立强相关性。

　　中国的碳市场起步较晚，尚未实行配额付费，进入市场的主要是大型国有能源企业，配额发放对节能减排起到一定作用，但总体上这些企业仍处在舒适区。而在绿色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民营企业，基本上处在碳市场之外，尚无明确证据表明碳市场与绿色创新之间具有强关联性。

　　碳市场交易以碳核算为前提，而碳核算成本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实际上至为关键的变量。碳排放量的计量涉及大量不同行业和产品，排放方式和数量各不相同，即使同一行业同一产品，在不同时间节点排放也有差异。

　　要把这些碳排放量准确无误地核算出来，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成本相当高的，某些情形下甚至可能超过碳排放本身造成的损害代价。碳核算的不准确和高成本，相当于把人们带回没有货币、没有价格的产品交易世界，这也是碳核算推进不及预期、ESG在实践中受阻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还需要碳市场，同时也就需要碳核算，那么确实有一个如何按照最小必要条件开展碳核算、尽可能降低核算成本的问题。

　　比如，在适宜的区域水平上进行碳核算，代替行业、企业乃至产品水平上的碳核算，并在区域水平上进行碳排放考核或交易，在满足政策目标要求的前提下，使碳核算成本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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